钱理群教授住养老院所引出的养老问题讨论，是给国家相关职能部门以及民众养老观念的双重提醒。
与7月刚传出“北大教授钱理群夫妇住养老院”的消息时，舆论大多唏嘘扼腕、“晚景凄凉”的表态不同，时值重阳，一则关于钱老在养老院生活满意的报道，彻底打破了围观者此前的悲观失望情绪。但，其中关于钱老卖房养老、养老社区月费用近2万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却成为了新的养老话题争论点。
有人认为，钱理群住养老院，主要是其个人原因使然：夫人患病后，无法再长期照料二人生活，且他们没有子女；另外他可以安心写作，拒绝出去讲学、开会和接受采访；现在的“完美”生活，更离不开其每月近2万元的养老费保障。而这，是普通家庭不能复制的养老模式，徒留羡慕之情。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凸显出当前国人“未富先老”趋势下，未来非常严峻的养老问题。然而，若只把钱理群住养老院引起关注的意义，就局限于“钱”的问题，而忽视养老问题中操作、理念、伦理等方面的一系列综合问题，无疑也是将养老推向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
因为，钱理群作为我国知名学者、教授，其凭借毕生所积累的财力，无论何种方式都能“安享晚年”，而从目前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分层发展来讲，他理应获得相应优质的养老服务。所以此时，不该以“嫉妒”的心态自嘲，而是借机去探究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否满足普罗大众，以及目前存在的社会化养老“不孝”的伦理冲突。
这是刚起步的中国养老事业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难题。而且，由于两方面问题的相互影响，解决难度确实不小。比如，当下中国，特别是在农村，子孙把老人送进养老院，有时会遭受“不孝”批评。出现这种现象，一是受我国传统孝道观念影响所致，二是目前基层养老院发展良莠不齐，个别养老院条件极差，也验证了不孝的现实解读。
而当监管机制不够完善，社会化养老理念尚未形成，养老市场的发展也就难以形成有效互动。这种现象也体现在民政部的调查数据中，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各类注册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31833个。机构、社区等养老床位合计达到584.0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27.5张，而发达国家的数据是50到70张。
除床位的基本保障之外，在提升社会化养老服务质量的问题上，更是任重道远。目前，我国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不到30万人，缺口高达1000万；就在这不到30万从业人员中，40岁以上人员占到一半以上，高中以下学历占到七成，养老护理人员的待遇和服务水平都亟待提高；同时他们社会地位低，一些家属甚至把护理人员当做“佣人”那样使唤。
我国老龄人口目前已经超过2亿，预计到2055年，占总体人口比例的35%。这么大的养老体量显然不是个体家庭所能承受，社会化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但令人担心的是，我们似乎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
所以钱理群教授住养老院所引出的养老问题讨论，是给国家相关职能部门以及民众养老观念的双重提醒。面对目前养老领域发展滞后的现象，政府部门必须先行一步，完善相关养老保险制度，以及扶持民间资本进入，扩容社会养老市场，提高整体服务质量，然后让民众放下包袱，信任社会化养老，逐步化解养老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