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谈谈养老的问题。”3月7日,在分组审议时,接过上一位代表的话头,全国人大代表、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表示,2016年,北京要选择一批品牌公司进行专业化居家养老服务的运营试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可以干,一定把居家养老这条路探索出来。
困惑
家庭养老的困难是人的困难
杜德印表示,养老是一个制度问题,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机构养老过去说的就是进养老院,原本是政府针对无保老人的一种救济措施。后来变了,有保障的老人托关系也能进入养老院。北京第一福利院据说排队都排到100年以后了,进不去。
而居家养老的模式则是以家庭养老为核心。“现在一说养老,就说政府给养老,中国的力量达不到。”杜德印解释说,现在,居家养老的困难不光是钱的困难,首先是人的困难。两个独生子女要管4个老人,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尤其是城里的老人,最大的困难是没人管,老人住院了、失能了,谁管啊。
现状
城中心养老床位五成多空置
北京2015年1月在全国首先推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立法,按照要求,全市从2014年起在街道社区建立养老照料中心,一年要建几千床位。最后,床位倒是落实了,但是审计局一审计,郊区养老中心的床位空置率高达60%以上,城市中心区的空置率也超过50%。看到这样的数据,杜德印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市人大组织执法检查,实地一看才明白了,上面层层下任务,政府来办,但有的街道没房,只好找上几间空房,一间房里头弄进去5张床。任务完成了,资源浪费了,老百姓根本没法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杜德印说,因为目前的情况走的仍然是政府福利的老办法,采用的是行政供给的方式,这样下去问题难解。
建议
政府要拿出房地搞居家养老
杜德印提出,一方面是养老服务人员的待遇低,没人愿意干,另一方面是房价地价拉得太高了,商品房一平方米要价五六万元,街道想建日间照料中心,即使弄来这样的房,北京300多万老人,每月养老金平均只有3350元,连床位费都交不起。
“光靠家里买服务,买不起;光靠政府包,包不起;光靠企业赔,赔不起。”杜德印说,居家养老这事,非得政府、企业、家庭三只手联起来一起办才行。
“北京的一些国有公房被各个单位出租去经营,获取蝇头小利。有的把原来小区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都出租经营了。”杜德印说,应该拿出空房来,交给搞居家养老服务的专业公司去运营,免收地租房租。但是要定价,还可以连锁经营,同时经营多个日间照料中心,实现规模化服务。
杜德印说,这样的养老中心每月定价在1500元到2000元左右比较合适。此外,还应该把一些卫校、护校恢复起来,培养专业护理人员,至少是高等职业教育学历,工作后上三险,让他们愿意从事养老行业。有了出路,这个社会性产业就发展起来了。
应对
专业养老公司试水居家养老
杜德印透露,今年,要在北京的一些区选择一两家品牌公司进行专业化居家养老服务的运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可以干,一定把居家养老这条路探索出来。对于养老产业而言,政府如果不制定相应的政策就发展不起来,就有困难。
杜德印还建议,要在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再设一个长期护理保险。如果护理保险、养老保险和医保衔接上,将会大大降低成本。只有培育一个以居家养老为主,政府和企业联手的社会性服务产业,再加上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相衔接的护理保险,这个问题才能破解。
一句“我老了”引得代表抢话筒报年龄
“‘十三五’抓住了,对未来几十年养老工作都会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韩晓武的话音刚落,立刻有人手疾眼快地抢到了下一个发言的机会,“我接着他说,也说养老。”
韩晓武顺着声音望过去,只见全国人大代表、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已经凑近了话筒,笑着说:“我接着说,因为我老了。”杜德印的话立刻引得在场的代表们一阵大笑。
坐在杜德印正对面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原校长周其凤听到这样的话,立刻不干了,也拽过话筒接话:“那要是这样,我比你大,得我先说啊。”现场再次爆发出一阵笑声。
“接着说养老,说养老。确实老了,65岁了。”笑声渐渐平息,杜德印感慨地继续他的发言,“过去一家有几个孩子,有人给老人养老送终。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后,两个孩子要管4个老人,钱是有的,可是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杜德印说,有的老两口聊天说,咱俩人谁先走谁享福。活着的那个人能把对方照顾到临终,那剩下的那个人怎么办啊。
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同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韩晓武听了,不由得感叹地说:“真悲壮。”在座的一些代表也相视苦笑。
关键词:养老院设计 居家养老服务 养老社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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